魏晋时代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表现在对文学的基本特征、艺术概括的方法、形象化的表现手段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使文学从经史著作中独立出来，所以骈体文在此时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应，是对现实生活艺术形象的概括。骈体文注重形式，忽视思想内容，又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重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既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又追求文章的审美性，使二者达到完美结合，实现了文学（散文）创作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从而把散文创作推上了正确的道路。

一、韩、柳古文运动注重文章的实用性

首先，重视“道”。韩愈的“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都认为“文”是为了传播“道”，而“道”是要靠“文”来传播，“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而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道”起决定作用，“文”是要服从于“道”，为“道”服务的。骈体文产生后虽蓬勃发展甚至主导文坛，但随之而来的种种批评都是因它没有正确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里的“道”不仅是儒家说教，还指政治、社会。韩愈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柳宗元的“道”政治性、现实性更强，认为“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提出了“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杨评事文集后序》）的观点。他们认为文人应该积极关心社会时事，充分发挥文章的社会功用和讽喻作用。这就意味着已经把“文”与具有社会功用的“道”联系起来了[1]。

其次，从“道”出发，韩、柳之道又进一步提出了文人的个人品德修养问题。他们认为文章是作者品德修养的集中反映，个人修养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水平。韩愈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这里的“实”其实指的就是作家的品德修养。韩愈认为有什么样的“实”，就有什么样的作品表现。所以对于文人，应该先成人，后“成文”。柳宗元也说：“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既指出写文章思想品德必须纯正真诚，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行”是根本。把思想品德的修养和文学创作、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了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还提高了文学作品（散文）的质量和水平。这样自觉而明确地把作家的品德修养提到决定作品质量和水平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表现了唐代散文家（尤其是韩愈、柳宗元）对文章社会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

再次，韩、柳散文创作和政治斗争十分密切，能尖锐地反映出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这不仅鲜明地体现在政论、史论、杂论等文章中，就是在赠序、传纪、寓言及书信一类的作品中也时有表现，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显著特色。如强藩割据、叛将暴乱是中唐时期的一大祸患，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定统一。如韩愈在《守戒》中揭露拥兵自重的强藩“带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绵地则千里，而与我壤地相错，无有丘陵、江河、洞庭、孟津之关。其间又自知其不得与天子齿，朝夕举踵引颈，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于猛兽穿窬也甚矣。”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强藩的危害，并警告统治者对藩镇要“得人”而有守备。另外还在《送董邵南序》中揭露了藩镇与朝廷争夺人才问题，对藩镇的叛乱表示深深的忧虑；在《张中丞传后叙》赞颂安史之乱中坚守孤城睢阳而宁死不屈的张巡、许远等忠贞志士，驳斥了藩镇为分离叛乱而制造的舆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结合周、秦、汉、唐以来的史实，论述分封制的弊端和郡县制的优越性，驳斥了鼓吹分封制的各种谬论，抨击了割据势力。《罴说》一文则是抨击“不善内而恃外者”不注重加强自身，一心想依靠外力，妄图侥幸取胜的人，揭露了朝廷“以藩制藩”政策的失败，表达了柳宗元对强藩割据，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强烈愿望，具有鲜明的斗争性[2]。

最后，重实用还在于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柳笔下的散文几乎深入到现实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较为广泛地发挥了散文的社会功用。尤其是韩愈的碑文、杂文，柳宗元的游记、寓言，还有他们的小品、书札、赠序和笔记等等，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社会的仔细观察有感而发的。如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借李愿之口，揭露了权贵们骄横跋扈和糜烂的生活，讽刺了他们趋炎附势、巴结逢迎、摇尾乞怜的丑态。针对社会上耻于从师的庸俗风气，韩愈在《师说》论说了从师的必要性和师的重要作用，明确地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士大夫轻视师道的社会风气，表现出向传统挑战的斗争精神。柳宗元在《鹘说》中赞扬“鹘”高尚纯洁的仁义之举，而且能“恒其心，一其心”，对其宁肯挨饿也要保护小鸟的行为，表示由衷的赞美。同时也是在刺时骂世，讽刺那些假行仁义，意图个人名利之徒；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鹘”虽然形象勇猛，却有仁义之心，那些老鼠之辈表面温顺，实则阴险狠毒。从对比中驳斥了世人低头弓腰、慢步而行、惟命是从的是好人和勇猛刚强、敢作敢为、率真正直的是暴徒的谬论，歌颂了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者，抨击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