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约250-305年)，字太冲，西晋太康年间的著名文人，主要著作有《三都赋》《咏史》八首。左思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是同时代诗人张孟阳、刘琨等人所无可比拟的。钟嵘《诗品》、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等皆对左思有很高的评价，其迥然不同的风格描摹了时代的特色，呼喊了昂扬的悲愤。

一、《三都赋》的创作动机

对于左思思想的研究，由于历来关于左思的资料少之又少，而且歧义颇多，所以理清左思的思想心态等颇为不易，如关于左思列于贾谧“二十四友”之事便自古褒贬不一，争议不断，因此我们对于左思的真正面貌往往很难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了能够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左思形象，笔者拟对左思心态做一个细致深入的挖掘，由此为还原左思的真实形象提供一个参考。

现代许多人习惯于通过左思的《咏史》八首来评判左思的为人及性格，但就诗论人往往是不尽准确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诗人的诗作与其真正性格人格并没有多少关系一样，我们在分析左思之时如果仅凭《咏史》八首去为左思做一个评判，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我以为，在研究左思及其思想时，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他有生之年倾尽全力去创作的作品——《三都赋》。《三都赋》是左思花了十年时间呕心创作而成，他一生的仕途也因此作品而展开，所以通过《三都赋》来研究左思，显然要比《咏史》八首更为有价值得多。因此，本文在研究方面，拟通过对《三都赋》创作目的及创作心态的探讨，来探究左思其人的心态，力图从一个侧面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左思形象。

关于《三都赋》的创作目的，李善认为是左思对汉大赋有着不同于班固、张衡的理解，因此“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1]74而作《三都赋》，李善这个说法的当依据的是左思在《序》里面提到过的有关“征实”的主张。[1]74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主要是左思作为创作原则而列出来的，左思在前期作为一个热心追求仕途，梦想建功立业的人，不可能会闭门十年写作只为辨明一个创作主张，所以李善之说不能说是左思创作《三都赋》的目的或者说主要目的。通过汲取前人的有关论证以及自己对《三都赋》和左思生平的研究，笔者认为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直接、最功利的动机，便是想依靠文章的一举成名而获得步入仕途的有利阶梯。从两汉时期，大批文人凭赋步入了仕途，如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通过创作大赋为官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传统。虽然到了东汉末，由于政局的动荡和连年的征战，汉大赋已经出现了衰微的迹象，但到了晋之后，蜀国别灭，东吴也已渐渐式微，天下大一统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歌颂天下一统与人民生活富足的大赋又逐渐兴盛起来。因此，左思在这种环境下，也必然产生了像两汉文人一样通过文章来参与政治的想法。

第二，间接目的，是通过《三都赋》鼓吹伐吴，为伐吴派张本。《晋书·武帝纪》第三载，泰始五年(269年)春二月，“以尚书左仆射羊枯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灌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仙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2]58伐吴的举措正在实施，其时，《三都赋》当在准备或已在创作之中。但灭吴的计划从一开始即遭到晋开国元勋荀勖、贾充等人的强力反对，《荀勖传》载：“及王浚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2]1154又据《贾充传》，在伐吴之役行将结束之际，贾充还提出“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围绕伐吴问题双方竟发展到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地步。伐吴派与伐吴反对派的交争势必对关心时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发生重大影响，左思显然站在了伐吴派一边。试看《晋书·羊枯传》载羊枯伐吴疏：“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2]1080左思在《三都赋》中呼应了上述的观点，《魏都赋》：“由重山之束厄，因长川之裙势……虽信险而剿绝。”[1]81《蜀都赋》写道：“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1]81《吴都赋》又道：“土攘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1]82二者何其相近！如此看来，《三都赋》不就是一篇力主伐吴的“计画”吗?

关于《三都赋》赋成之后的情况，史料所载不尽相同，《世说新语·文学》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135-136参较其他史料来看，当以《世说新语》所说近于情事，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也以《世说》的记述较为切合。所谓“时人互有讥訾”，当是引起了伐吴反对派的普遍不满。关于此，还可以张载为《魏都赋》作注事作为佐证，张载当亦是伐吴派靡下人物，这就容易理解张载对《三都赋》的浓郁兴趣了。伐吴主将的充分肯定、一班名流、文士的标榜鼓吹，加上赋中体现出来的时代心声，使它得以声誉鹊起，洛阳为之纸贵。